陆良驿道与马帮

 

　　这一曲传唱了两百多年的《赶马调》，见证了古陆良的马帮历史文化。

　　马帮文化作为古陆良最精华、最辉煌悠远的一种古老文明，早在两千多年以前便彪炳于中国历史的厚重简册，它的存存和运作，对陆良乃至整个大西南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，有着很大的贡献和影响，在陆良历史上，在云南历史上，乃至今天，都有其重大而特殊的文化意义。

　　古陆良居万山之中，是云贵高原最大的盆地，四围各有如屏的雄峰峻岭构成天然关隘，只有一条浩浩荡荡的南盘江和几条逶逶迤迤的古道，作为吸纳物质与文化的脐带，沟通着高原与内地的联系。如果说北方丝绸之路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靠沙漠之舟骆驼，那么南方丝绸之路主要是靠山地之舟马帮。马帮的历史远在汉唐时期就己存在，数千年来，在一条崎岖不平的山间古道上，一道道江河上，马帮一程又一程，一站又一站，像接力赛一样，担负起货运重任，马帮既要克服沿途的山高水险、风雷电雨、瘟疫瘴毒……还要经受兵匪阻扰抢劫，官商的盘剥刁难，还有各帮之间的厉害冲突……这是一条艰辛的道路，一种艰苦的事业。战乱、兵荒、饥饿、灾难、瘟疫给生存积蓄了太多的艰难和悲愤，苦难和屈辱激起了赶马人太多的感慨，于是赶马人就唱起了《赶马歌》，唱出了自己的悲欢和辛酸，以及对家人和心上人的思念。马帮就这样一路走来，货物、人情就这样一路走来，商阜、集市就发达起来，市声、人声、情声也就丰满起来，由此也就孕育了这片土地的悠悠的马帮文化。

　　事实上，沉睡于陆良大山间的这条古道，是曲靖五尺道的南延。

　　早在战国时期，蜀地的商人便赶着马帮，循着云水迢递的崎岖山道，“度博南，越兰津，渡澜沧”，出境与印度商人从事贸易，开辟出被称为蜀——身毒道的南方丝绸之路。这五尺道就是蜀——身毒道的一条，从成都出发，沿岷江而下，经乐山、宜宾，渡金沙江而入云南，再由豆沙关、昭通、曲靖、昆明、大理，翻博南山，过兰津渡，达保山，过怒江，经腾冲，入缅甸、印度。这条起始于川西平原，纵横于云南边陲的古道，早在北方的“丝绸之路”形成之前的两个多世纪，便沟通着内地和边疆的联系，是通往南亚和西亚以及欧洲的国际性通道。

　　而五尺道到曲靖，又分支路，经南盘江水路，到陆良，再分道而去，南下个旧，为个旧大锡运往中原的大通道，也是中原到越南、老挝的一条捷径。东去广西，是云南到广东、广州出省的大通道。据《史记》载：汉建元六年(公元前135年)，武帝派唐蒙为使，到广州去劝说南越王归汉，南越王不肯归附。本来是无功而返的唐蒙，在广州却吃到了四川的蒟酱，一打听，不经意间发现了一条从四川经西南夷通往广州的商业小道。唐蒙发现的小道就是这一条经陆良马街东去的古道。大理国(938—1254)时期，云南因与中原茶马贸易兴盛，而形成了两条过境驿道，其中一条经陆良、师宗、罗平至贵州兴义。

　　水陆交通网络的畅通，促进了陆良经济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。明清时期，由于实行军屯、民屯、商屯，迁徙进大量的汉族移民，带来了中原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，特别是清康熙年间到陆凉任知州的杜珍，从河南引进纺织技术，发展了以本地麻丝和棉花为原料的家庭手工业，促进了集市贸易的发展，以马帮为运输工具的发展成为商旅发展的动力。陆良逐步形成了许多固定、半固定的市场。清初，江西商人就在阎芳桥建立转运站，经营大锡的马帮从个旧驮运到阎芳桥，改水运由阎芳桥至沾益。光绪三十一年，来自湖南、湖北、四川、贵州、广东、广西、昆明、石屏、蒙白等地的商人，在马街开设了48大商号，经营农副土特产品及手工业产品，马街逐渐成为陆良的经济贸易中心。1910年，滇越铁路开通，马帮从宜良驮运棉纱、食盐、煤油等物资至陆良，再由水运至曲靖、沾益。返回时，把火腿、肥猪、大豆、陶器运到宜良、个旧。1913年，马街开设法国亚西亚三达水运公司兼贵州转运站，民国九年，云南省政府在陆良开设了“盐隆公司”，官运官销食盐，至民国38年，全县有座商户960户，行商300余户。光商号，县城有“万瑞号”(后改为“万顺号”)、“同兴祥”等24家；马街有“宝兴源”、“洪发祥”等52家；三岔河有“运奉祥”、“正义昌”等8家。是马帮撑起陆良古、近代的经济历史。

　　据民国四年(公元1915年)《陆良县志稿》记载：“省驿道：自县城南经新龙哨、望城哨、太平哨、薪哨、阿油铺、栗树园、发峨哨、回子哨、天生关、石板哨、高石哨、和摩站，入宜良至省城，计120公里；府(曲靖)驿道：自县城东北经大泼树、宗所堡、陆凉湖(现马长湖)、小哨、越州入曲靖境至府城，计62公里，另有一条偏僻小路，从县城北门外经芳华堡、高梨树、小长坡至府城，计60公里；邻县驿道：自县城东经普济寺、旧州、石子坡、黑木、测德、高桥，入罗平界，计70公里，自县城南经二堡、聚星庄(今庄上)、  薛官堡、棠梨哨、召夸、雨尾河、清水河，入广西(今泸西县)界，计40公里，从召夸经赛里、笼块入师宗界，计32公里。”新撰《陆良县志》记载：元明清时期，县内有古驿道5条，即：县城至天生关，县城至越州，县城至测德，县城至雨尾河，召夸至赛里。

　　省内各县叫“马街”的集镇很多，一股是因集市期的日属相而命名，而陆良马街却别有来历，据传：明初之时，这里还是一遍密林荆棘地带，洪武年间设“陆凉卫”屯戍，驻附近太平哨的马军，疏于护理，战马成群地窜逸至此地，待到发现，已无法驱赶回营，长官便下令在原地设市，将这批“野马”出售，晓谕四方商民前来买马，一时成为售马场地，因此称为“马街”。随后，附近村寨的人民和屯戍军卒，一代一代的垦殖经营，开辟丛林，建造庐舍，逐渐形成集市，到了清末民初，已是店肆罗列，商旅川流不息的闹镇了，又加之在本省铁路、公路末修筑以前，是广西、贵州等省入昆的必经之地，一时商贾云集，商号林立，相应的家庭手工业和商旅日益发展，尤以铜铁器皿、皮革、制毡、木器手工业发展较快，同时还开办了较新型的火柴厂、强布厂。因此而发展成了云南当时万人以上的两个草皮街之一(另一个为保山的辛街)。

　　马帮鼎盛时期，马街镇云集了大大小小380家商号，著名的商号就有48家。380余家商号，汇集着来自天南海北的商界精英，牵动着滇东与黔西的商业脉络，他们经营的业务，除了主营的粮食、麻油、盐碱、皮毛、药材、钱庄六大行业外，几乎涉及金融业、服务业、运输业等各行各业。马街兴盛之时，正是马帮发展的顶峰，马街同样是他们一试身手的码头。作为当时著名的商贸中心，运载各类物资的船队源源不断地从曲靖、沾益沿南盘江顺流而下，码头上靠岸的货船每天少则几十艘，多则一、二百艘，高峰时三排货船并列平行排列于岸边锦延数里，这一景象即使在今天想像起来也依旧是蔚为壮观。

　　货物运抵码头后，通常再由骡马沿古道转运至广西、百色、开远、个旧等地，而锡、煤油、烟酒、茶叶、糖等日用品则从这里起运销往中原。据资料记载，陆良每天的货物吞吐量都在百万斤以上，仅煤油一项就有数万斤之多，每天仅从陆良马街一带发来的船只就不下100艘，杨世贞(干臣)的“全富润”(六合公的前身)一家商号每年转运的煤油就达100多万斤。当时的陆良，码头的搬运苦力就近二千余人，负责转运的骡马3000余头，仅马街的“运输专业户”叶正才家就有骡马——300余匹。“马街尽是油，三天不驮满街流”……从这些流传至今的民谚中，我们仿佛又听到了马街老街昼夜不息的马铃声。

　　事实上，陆良马帮经历了跌荡起伏的历史：

　　陆良马帮大概在明清时期就有了，最初陆良只有马脚子(帮人赶马)，随着出外经验的增多，就三三两两，组建驮队，追随外地马帮搞运输(叫搭帮)。到清光绪二十年后，马街就有了自己的马帮，当时最有名至锅头有杨兆昌(字仲馨，人称杨二大人)、杨继龙、杨继致、杨继丙、杨继金、杨继灵、杨占古、杨闯先、杨从先等人……

　　第一次起伏是在清光绪二十四年，云南府(今昆明市)有一百多驮货要运往广西百色，时值五六月份的雨季，因害怕瘴气，而无人承运，马街的杨仲岳挺身而出：“我来承担，去年生疡子(鼠疫)我也没死，还怕瘴气。”在他的鼓励和带动下，不几日就组成浩浩荡荡的大马帮。运完这次货后，收益很大，陆良出现了一个养马高潮，也是陆良马帮竞相发展的时期，这个时期也是马街48大号鼎盛时期。凡属养马户都有各种运输量，长途短途，大帮小帮，各有各的门路。三岔河的“万宝祥”也就是这个时期形成的，最后发展到有骡马二百余匹，成为陆良最大的马帮之一。这时马帮运输的路线主要有老街、凉山(属越南)、河阳、剥隘、八宝、打洛、麻栗坡等，有一首民歌唱道：“重庆、泸州空山坡，百色要过洛里(泪)河；老街芒耗也要去，元江磨黑进打洛。”反映了陆良马帮艰辛的历程。陆良马帮无所谓瘴气、边境，一切地方，毫不顾忌，勇往直前，赢得陆良马帮的美好声誉。但这次马帮的兴旺随着清王朝的没落而衰败。

　　第二次起伏于滇越铁路的开通，煤油的引进。当时任“滇越铁路蒙自站物资调运科科长”的是陆良马街姜家号的总先生(总会计)于真，陆良大马帮的锅头们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沟通，得到了优先照顾，货物运输有了保障。路线上，两路除原下关、大理、永昌(保山)、腾越(腾冲)外，又新辟了畹町、腊戌，并进入了缅甸的八真；南线除原河阳、剥隘、打洛、麻栗坡外，又新辟芒耗、董干、西畴等线路。到1913年，马街设“法国西亚西水油公司兼贵州中转站”，由于煤油价格低廉，深受人民喜爱，大多巨商只愁运输，不愁货源和销售。陆良马帮迎来了又一次高峰，路线北去东进，到达成都、重庆，贵州安顺、兴义。但这次高潮随着军阀混战，特别是四大军长(龙云、胡若愚、张汝骥、李选廷)于滇东的混战，迫使马帮业务收缩，进入低潮。

　　第三次起伏于龙云统治云南时期，也是抗日烽火燃烧之时，因当时土匪猖獗，路途多阻，龙云曾派出军队进行围剿，许多大马帮通过钻营，取得军队的支持或依靠军队的势力来发展马帮营运能力。同时依靠地方官吏及当地民众来支持和维护马帮的经营，如现今的石林县月湖，前清以前并无村寨，它只是一条由陆良通向滇南诸地的驿道，是个马铃声敲出来的地方，后来土匪猖獗，地方官吏从周边五个村寨中调派一些农民保护过往的马帮，形成了一个叫“隔五村”的村落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张冲将军命名为月湖。当时陆良、罗平、师宗几度盐荒，张冲被龙云任命为第五师师长，张冲又任命杨干臣为“第五师独立第二团团长”，团部住西华寺。为了使陆良马帮通行无阻，早日解决盐荒问题，与张冲、孙渡(三岔河新庄人)、郑仲明(马街前所人)、李希尧(南靖乡黎家坝人)联系，陆良马帮能否赐给军衔扬旗，早日解决盐荒。得到省里同意，陆良马帮插上军旗又活跃起来。打出著名将军孙渡、张冲^[1]郑仲明等旗号，如三岔河“万宝祥”(孙崑^[2]家有驮马200多匹)、“兴和昌”插孙渡的旗，马街前所冯发昌插郑仲明的旗，并允许私人领取枪支护照买枪自卫。特别是马街的叶正才，虽一字不识，但他通过高超的交际运筹手段，结识许多军界、政界的要人，他打着陆军“暂编十九师师长龙纯武”的旗号，拥有精良武器，为陆良马帮打开了新的天地，被外人誉为“钻天的陆良人”。叶正才、叶正芳兄弟为了保护马帮和人员的安全，不得不购置武器武装自己。1947年一1949年朱杰等地下党经常到叶家宣传革命形势，后来兄弟二人靠拢地下党，在游击队急需武器装备的时候，叶氏兄弟把家中的长短枪30余支捐给游击队(轻机枪一挺)，并多次利用马帮为游击队运送物资，为革命作出了无私的贡献。民国十八年(1929)至民国二十六年。(1937)昭通的龙广荣，罗平富乐的吴凤州(后落户三岔河钱家头)都到陆良搭过帮。民国二十五年(1936)朱家堡王美庭不仅养骡马，后训牛搞起牛帮。这时的马帮又闯出澜沧、西盟、孟连新路子，到这一带贩运大烟(鸦片)外出运销时都是头骡二骡的颈上挎着响铃，系着红绫，戴着头镜，马鞍架上插扬着三角形号旗，赶马人全部全副武装(一支长枪、一支短枪)，其中有两人还手提铜响锣(链锣)，一路走来，逢村过集，锣声铃声，显示出雄壮和豪迈。这次高潮的跌起，随着中国抗日战争的烽烟，于1941年长沙失守，在昆外商陆续撤走，而逐步收缩，直到滇缅公路的修通，而消亡。
……
　　实际上，许多马锅头最初以赶马驮运为业，而后成为马帮文化的主角，但由于马锅头与商家频频接触和往来，便受到商贸文化的影响，所以不少人做起了生意，渐渐地从马锅头变成了大商贾，从马锅头变成了大老板，这其中便蕴含了文化和思维的传承。

　　其实马帮在一些不通公路或交通不便的地区辛勤劳作，构成了一个极为特殊的社会群体。久而久之，在马帮的赶马人和马锅头身上，就形成了许多触目的精神特征。这些精神特征正是过去仅仅追求安居乐业，向往平和中庸的许多中国人所缺乏的。马帮的存在和运作，对陆良乃至整个大西南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，有着很大的贡献和影响。所以，马帮作为大西南独有的一种经济交通方式，作为一种独特的行业，作为一种独特的文明文化载体，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组织，在陆良历史上，在云南历史上，乃至今天，都有其重大而特殊的文化意义。是陆良精神的具体体现。

　　这种精神主要包含有：
　　第一是冒险精神。古道马帮所经历的冒险性是人所共称道的，他们身上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他们的冒险精神。哪怕在今天，那些职业探险家所谓的壮举，跟古道上的马帮生涯相比，也会黯然失色。为了生存，为了商贸获利，马帮们几乎是以自己的生命去冒险。这种冒险体现在三个方面。一是生意上的冒险。马帮大多活动在现代商业社会远未成熟的时期，法律不仅不完善，在许多地区简直形同虚设，马帮要作的每一笔生意，都有着极大地风险，加上政治局势的极不稳定，更增加了这种风险。有的人固然因为马帮贸易而兴家发财，但更多的人干了一辈子甚至几辈子，仍然一无所有。二是面对严峻的大自然的冒险。马帮运行的古道各条线路，自然环境都异常艰苦，风霜雨雪，大山大川，毒草毒水，野兽毒虫，瘟疫疾病，随时随地都能至马帮于死地。绝大部分时间的野外生活，对任何一个赶马人和马锅头都是严峻的考验。不知有多少赶马人和马锅头就这样弃尸荒野死于异国他乡，有时甚至连收尸的人都没有。三是土匪强盗的威胁。当时的西南地区，土匪强盗十分猖獗，尽管马帮都是全副武装，但仍不时遭到土匪强盗的袭击，人死损货的事时有发生。这种特殊的生存境况，决定并造就了马帮的冒险精神，所以，干马帮就等于冒险，就等于拎着脑袋找饭碗。只要走上了马帮路，就等于立了军令状，是死是活，是找钱发财还是血本无归，全靠马帮自己的运气和能耐了。当时马帮总结有三怕：一是匪，二是官，三是瘴疠。《小寡妇哭五更》为证。在过去，众所公认，无论在西南哪个地方，能干马帮的都是些勇敢的人，是些意志坚定、能力高超的人。对要生存要发展的人来说，冒险并不仅仅是拿生命财产孤注一掷，更需要非凡的胆识、坚韧的毅力、勇敢的气魄和卓越的智慧等等一系列美德。古道上的马帮们身上正好体现了这些东西。

　　第二勤勉精神。马帮的行业性质，决定了他们必须少惰性，多勤勉。他们埋头苦干，不仅劳力，而且劳心。他们抛家别子，风餐露宿，常常逾年不归，随时要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糟糕的天气作卓绝的抗争，经常还要赶时间，抓机会，这当然比“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”、安土重迁的农民要艰苦得多。不论多么漫长的路途，马帮都要一步步走过来，上路后，每天都要起大早，路上要生火做饭，中午和下午要上驮下驮，要搭帐篷，晚上睡到半夜还要爬起来看看放养在山上的骡马跑远了没有，是不是安好。光每天的上驮下驮对赶马人来说就是一项艰巨的工作，一个人要把十多匹骡马所驮的上千斤货物抬上抬下，一天两次，甚至更多次。每天不管多苦多累，首先要服饲好骡马，一日三餐，赶马人都要先让骡马吃好，最后才轮到打发自己。由于马帮的各项工作完全靠赶马人分工合作，所以每个赶马人都必须要具备全部赶马人应该具备的本事和能耐。他们不仅要懂四时节令、天气变化，要能辨别方位道路，通晓各民族语言，而且要识骡马的性情，要会各种马帮所需的技能，诸如算帐识货，开枪打仗，支锅做饭，砍柴生火，识别野菜野果，上驮下驮，钉掌修掌，找草喂料，乃至医人医畜。马帮大多数时间是在野外度过，他们举目无亲，有时谁也帮不上谁，哪怕同一个马帮里的人，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，生存劳作完全得靠自己，懒惰的人根本就无法在马帮里混。需要强调的是，马帮之所以有冒险精神，之所以能够勤勉劳作，还在于他们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，想过上好一些的日子。

　　第三是宽容亲和精神。马帮是一个商业运作的群体，他们有各种各样的人组成，同时他们也要与别的形形色色的人来往打交道，为了自己的生存，也为了生意上的需要，他们都有着很好的宽容、亲和与合作的精神。马锅头与赶马人之组成马帮，多以家族、民族、宗教、乡邻、伙伴等关系为纽带，因此，赶马人与马锅头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密切，行动容易协调，运输效率也就比较高了。马帮与各家商号之间，也存在着互利互助的关系。有的马锅头经过自己的努力积累了一定资金，然后有了自己的商号，有了商号以后，更得力于马帮的支持。在过去，陆良的大部分商家都是靠赶马帮起家的。所以，马帮与商家之间就有着很好的团结合作关系，贯穿着亲密和合作的精神。在马帮自身内部，由于大家结成了一起行动的马帮，同吃一罗锅饭，同睡一顶帐篷，一年四季一天到晚形影不离，马帮的利益就是大家的利益，就是每个人的利益，因而相互之间更是亲如一家。而且马帮在外面闯世界，常常要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，遇人遇事，大家最好是宽让容忍，和气为上，否则就将处处碰壁，时时遇麻烦。所以马帮就有了难能可贵的宽容、亲和与合作的精神。俗话说，在家靠亲人，出门靠朋友。在路上碰到其他马帮，大家都很亲切，都是出门人，遇到困难相互都会彼此帮助。遇到别的马帮的人或骡病了，都要全力给予帮助。碰到路断了什么的，就一起合力去修。缺了粮食、草料什么的，也会相互接济一下。争抢道路，争抢草场，争抢顾客货物，只会两败俱伤，对谁都没好处。那是常在路上的马帮最为忌畏的。由于常年在外面闯荡，什么世面什么人没见过?马帮的眼界和心胸就宽阔的多，他们通情达理，体谅他人，而且路上什么情况都会碰到，别人碰到的难处很可能自己第二天就会碰上，你帮了别人，也就等于帮了自己。他们自己本身就吃过许多苦，也就特别能理解别人的难处。怨天尤人，或是只顾自己，只会使自己的路越走越窄，最后毫无出路。

　　第四是讲信誉守信用精神。跟旧时西南那些地方的乌合之众相比，马帮更像一支训练有素、组织严密的军队。每次运输上路，马锅头、赶马人和骡马们各司其职，按部就班，井然有序地行动，该走就走，该停就停。马帮不仅有严格的规矩，如赶马人要绝对服从马锅头的指挥，等等，而且十分讲信誉、守信用、这也是他们生存发展的必需。他们已经初步具备现代商业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。尽管马帮是一种运输团体，但他毕竟是一种商业组织，他们的运作已经是一种商业行为。每次货物运输，他们的责任都十分明确，而且落实到每个人的头上。马锅头要负责全局，要完好无损地保证货物运抵交接，到了目的地一样一样地由商号清点验收，管的很严；赶马人负责照看归他管理的骡马，每头骡子，每样货物，都要负责到底。要是出了什么纰漏，做了什么手脚，下次就没有饭碗了。只有好好做人做事，才有人请你。所以马帮特别看重信誉信用，真要有什么意外，哪怕自己吃亏贴进去，也要保证客户的利益。马帮之所以能够这样，一方面有赖于传统伦理道德，另一方面，这一道德基础又与古道沿途边远山区纯朴无欺的民风融为一体，使之得以维持。由于并非处于法制社会，马帮的经营几乎完全靠的是信誉和信用，马锅头从来都是说一不二，十分干脆果断，而且说到做到，绝无戏言。只要预先交付一点定金，他们就会尽心尽力完成工作。这已成为他们的定例。虽然马帮这样做多少还有些江湖习气，但不能否认的是，马帮向来有着一种特殊的激动人心的责任感，因为前面的一切都是未知数，必须对马帮群体中的所有人，包括自己的生命负责，对那些珍贵的骡马和昂贵的货物负责，还包括着对远方家乡的亲人负责。陆良马帮在省内外评价是高的，特别是广东、广西、湖南等在昆明的巨商他们一至赞扬陆良马帮负责、守信，交接手续清白，克服困难，按时到达目的地。

　　第五是创新意识。马帮经常四处游历，见多识广，眼界开阔，思想活跃，非一时一地的旧风俗习惯所能束缚。大西南向来因为交通不便，人们习惯于蜗居一地，这样就形成了比较保守和封闭的心态和状态，千百年来守着一些老的生产生活方式，十分缺乏信息的流通和思想等等的交流，常常故步自封，因循守旧。司马迁“夜郎自大”的说法就由此而来。是来来往往走四方的马帮打破了这种状态。马帮不仅把一些新奇的商品带到各地，也把一些新的思想和观念传播开去，因为马帮在当时就是些比较有见识的人，他们能够想别人所不敢想，做别人所不敢做。为了寻找最直捷便当的道路，马帮必须做反复的摸索；为了鉴别货品的真伪，他们必须有十二分的精明，并且要用心学习，总结积蓄前人的经验教训，否则就可能血本无回；为了生意赢利，他们必须关注国际国内形势，掌握各种动态，随时准备应对各种变化；为了跟各少数民族做生意，他们大多学会了两三种语言，有的甚至会讲四五种语言，以致人们把马帮称做有几条舌头的人。在路上，他们不仅要经过酷热的瘴疠之地，也要过寒冷彻骨的雪山冰原，而且常常要在陌生的环境里与陌生的人交往，没有极强的生存本事，就只有送掉小命。可以说，马帮信息观念强，广闻博听，他们不墨守成规，而是“乐观应变”。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叫与时俱进，这种种优秀品德，正值得发扬光大。如此等等，都使得马帮成为当时比较优秀的人物，他们也很好地把一些优秀的东西传到了四面八方。

　　第六是反抗精神。在旧中国，马帮作为一种脆弱的民间社会组织，经常面临着种种压迫盘剥，随时会与各种黑暗势力发生冲突，这正养成了马帮威武不屈，见义勇为的气概，马帮，大多是民间自发组织形成的，尤其是马帮中的赶马人，大多来自社会底层，因为没有土地，没有其他生路，才走上了赶马的道路，他们是比较地道的无产者，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反抗性。在许多赶马故事和赶马调中，记录了他们抗恶反霸，打抱不平、桀骜不驯的事迹。马帮还有极强的独立性，不靠天靠地，靠的是自己。当然，马帮也有其时代及阶层、知识等方面的局限，其中也不乏不法之徒，有的还有市侩、流民之恶习等等；有些马帮素质不高，即使在积累了一定资金之后，未能向更好地方向发展，形成类似企业的集团。但是，这毕竟瑕不掩瑜，马帮在大西南的历史上和现实中，在古道的开通和运作中，毕竟做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；对他们个人来说，马帮生涯无疑是一种闪光和辉煌，一个人一生中有那样一种经历，就是他毕生用之不尽的精神财富。对于文化学术来说，马帮提供了极为丰富多彩的研究天地。


责任编辑：骆树华